财湃新闻 大遗址作为实证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核心文物资源，凭借规模大、价值大、影响大的核心特点，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重点工作对象。经过多年持续推进，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已经形成较为完善的实践体系，相关成果不断显现，正逐步从专业文博领域走向大众视野，深度融入城乡发展的各个环节。

　　从定义范畴来看，大遗址覆盖了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多个维度的历史文化信息，具体包含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及文化景观，承载着中华文明演进过程中大量不可替代的实物信息。目前我国大遗址总数达150个，依托这些重要大遗址，全国已建成65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搭建起大遗址保护、研究、展示、传播的核心载体矩阵。

　　“十四五”时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领域的各项工作取得了扎实成果，累计出土文物94514件，完成考古科研成果1436项，推出各类陈列展览数量达2011项，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推进提供了坚实支撑。在公众参与层面，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游客接待量实现快速增长，从2021年的2096.89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9774.07万人次，5年累计接待游客3.03亿人次，越来越多的公众主动走进遗址现场，近距离感受中华文明的厚重底蕴。

当前大遗址保护利用面临的现实挑战

　　尽管我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效，但在实际推进过程中，仍然面临多方面的现实挑战，制约着大遗址价值的进一步释放。首先是考古研究基础支撑不足，部分大遗址的考古工作开展深度有限，大量埋藏于地下的历史信息尚未得到系统、完整的发掘与梳理，很多关键历史节点的实证链条仍有待补全，难以充分支撑对大遗址整体价值的深度阐释。

　　其次是保护管理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仍有待提高。大遗址普遍占地面积广、涉及区域情况复杂，部分遗址的保护边界尚未完全通过刚性制度进行固定，在部分城市建成区周边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容易受到城市开发建设的影响，不同区域的保护管理标准也存在差异，文物安全的全链条责任压实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同时，不同类型大遗址的差异化保护技术体系尚未完全成型，部分遗址本体的长期风化、侵蚀等问题仍缺乏系统性的科学解决方案。

　　第三是展示传播的感召力仍有待增强。当前部分大遗址的展示方式仍较为单一，多以简单的遗迹标识和静态展板介绍为主，对普通公众的吸引力不足，难以将专业的考古研究成果转化为大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的文化内容，导致大遗址承载的深厚历史价值无法有效传递给更广泛的群体，拉近历史与公众距离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大遗址保护利用的下一步工作方向

　　针对当前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实际情况，《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实施大遗址系统保护利用工程，为下一阶段的全国大遗址保护工作划定了核心路径。全国大遗址工作会进一步细化了工作框架，明确了以高水平考古为引领、以可持续保护为根基、以高品质展示为支撑、以高效能管理为保障的核心工作方向，为后续全国范围内的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提供了清晰指引。

　　以高水平考古为引领，意味着后续大遗址领域的考古工作将进一步强化系统性规划，将大遗址全面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整体框架中，集中多学科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在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等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上持续取得新突破，推动大遗址成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考古学的重要平台。

　　以可持续保护为根基，要求各地严格坚持依法科学保护的原则，将大遗址保护相关要求全面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通过刚性制度明确遗址保护边界，压实各级文物安全责任，综合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物联网传感等多种技术手段，构建全天候、立体化的大遗址监测体系，实现遗址本体及其周边环境的长期稳定保护，筑牢大遗址保护的安全防线。

　　以高品质展示为支撑，将推动各地进一步优化大遗址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结合不同遗址的文化特色打造差异化的展示体系，在保护遗址本体的前提下，打造更多沉浸式、互动式的展示场景，把埋藏地下的文明信息清晰、生动地呈现给公众，让大遗址承载的历史价值更好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以高效能管理为保障，则将进一步理顺大遗址保护的管理机制，激活社会各方参与大遗址传承发展的活力，形成多方协同的保护利用合力。

各地大遗址活化利用的实践探索

　　在国家层面的统一部署下，全国多个省份已经结合本地大遗址的实际情况，开展了一系列富有特色的活化利用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宁夏全面落地西夏陵保护专项规划，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检、物联网传感与人工移动端巡查等多种技术手段，布设多项监测指标，实现与国家级遗产监测平台数据互通，构建起科技赋能的遗址保护体系，为大型陵寝类大遗址的长期保护探索出可行路径。

　　四川三星堆等遗址创新形成“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大遗址考古工作模式，实现考古现场即科研文保现场，推动传统考古、科技考古、实验室考古、文物保护深度融合，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实证，不断刷新公众对古蜀文明的认知。四川省还针对不同区位的大遗址实施分类施策、差异化发展，都市片区的金沙遗址坚持文化惠民，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打造“金沙太阳节”等特色活动，成为广受市民欢迎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位于乡村的三星堆、宝墩等遗址，联动乡土资源，因地制宜发展农文体旅等融合业态，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

　　浙江良渚遗址区深入实施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程，将大遗址保护利用与周边乡村发展深度绑定，2025年遗址区内14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同比增长19%，真正让遗址保护的成果惠及当地村民，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乡村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赢。杭州还出台专项法规为良渚古城遗址保护提供法治保障，连续多年举办相关文化交流活动，与众多国家和地区开展文化往来，持续开展全球巡展、世界遗产主题对话等活动，成为展示中国文明、促进国际对话的重要窗口。

　　随着各项保护利用工作的持续推进，大遗址正逐渐成为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载体和展现中国文化遗产保护成就的标志性品牌，日益深度融入城市发展、市民生活与乡村振兴的各个环节，成为拉近历史与公众距离的大学校，让数千年的文明遗存在当代社会持续焕发生机与活力。

(编辑：张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