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全球舆论场关于科技竞争的讨论几乎被中美两国的叙事完全占据，从大模型研发到芯片制造，从智能电动车迭代到前沿机器人技术落地，几乎所有的头条热点都围绕这两个科技超级大国展开，仿佛未来全球科技产业的全部故事都只会在这两个国家的土地上发生。但如果把观察的视野从中美两国的聚光灯下稍稍移开，就会发现一个此前被长期忽略的广阔版图：全球至少有十几个国家已经孕育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科技企业，它们的产品和技术早已深度嵌入全球产业体系的每一个环节，每天都在影响数十亿普通用户的日常使用体验，却很少能登上主流科技新闻的头版位置。

　　巴基斯坦学者迈赫兰·古尔在新著《谁在定义未来？》中，将全部的研究目光投向了这张被舆论长期忽视的全球科技版图。作为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前沿思想家，迈赫兰·古尔曾任世界经济论坛产业数字转型负责人，耗时五年走访中美欧等多个地区，访谈了200多位科技领域的独角兽公司创始人、企业家、风险投资人、科学家和政府官员，将大量一手对话、实地观察和深度思考整理成书，跳出了此前被中美竞争叙事完全包裹的讨论框架，试图还原一个更加多元、更加立体的全球创新真实样貌。

英国的科技文艺复兴进程

　　在迈赫兰·古尔的观察中，英国当下正在经历一场属于本土的科技文艺复兴，这场复兴的起点，正是2010年秋天在伦敦罗素广场、伦敦数学学会旁一栋联排别墅顶层成立的DeepMind公司。当时这家初创公司的全部员工加起来只有10个人，办公空间狭小，整个伦敦甚至都还没有形成能够孕育科技初创公司的成熟氛围，在DeepMind成立的那个时间节点，整个英国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科技公司仅有8家。

　　在DeepMind出现之前，伦敦至少已经半个世纪没有诞生任何一家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公司，整个英国的硬科技创业生态长期处在相对沉寂的状态。直到2016年，DeepMind凭借人工智能机器人AlphaGo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轰动，直接推动人工智能行业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这家此前在人工智能领域之外几乎寂寂无名的小公司，一下子改变了整个英国的创新生态。

　　2014年，谷歌以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成立仅四年的DeepMind，这笔交易在当时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是一笔极具前瞻性的投资，毕竟彼时的DeepMind只有75名员工，没有任何面向市场的成熟产品，也没有产生任何实际营收，更像是一家专注前沿探索的研究实验室。如今围绕DeepMind的发展脉络，英国已经形成了一批规模可观的新科技企业，按照科技经济规模、独角兽数量、初创企业估值和风险投资规模等多项指标综合计算，英国已经成为中美之外最重要的科技经济体之一。

　　不少业内人士也在讨论，如果DeepMind当年没有被收购，始终保持独立运营，它很可能会成长为欧洲有史以来价值最高的科技公司。英国拥有帝国理工大学、伦敦大学、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等全球顶尖高校，源源不断为科技行业输送高质量人才，同时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中心，配套的法律、会计、传媒等高端服务体系十分成熟，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英国科技发展的独特优势，让它在全球科技马拉松赛道上始终保持着充足的后劲。

韩国数十年的产业升级路径

　　和英国依托顶尖科研机构实现“原地起跳”的创新路径完全不同，韩国的科技发展走的是一条路径极为清晰的持续升级道路，整个过程横跨数十年，先后经历了三个明确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财阀崛起的阶段，韩国独特的财阀企业结构，让三星、SK海力士等体量庞大的老牌企业能够集中资源投入到高端制造领域，从最初的普通消费电子生产，一步步切入存储芯片、显示面板等全球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逐步建立起难以撼动的产业优势。全世界每四位智能手机用户中，就有一位正在使用韩国三星生产的设备，韩国制造的存储芯片更是占据了全球市场的绝大多数份额，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组成部分。

　　第二个阶段是本土互联网平台快速出现的阶段，依托韩国国内高度普及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密集的用户群体，一批本土互联网企业快速成长，覆盖了社交、内容、电商等多个日常消费场景，形成了成熟的数字产业生态，为后续的创新发展积累了充足的用户基础和运营经验。

　　第三个阶段是跨国创新企业不断涌现的阶段，韩国第三代AI创业者开始直接把业务触角连接到硅谷等全球创新高地，在前沿人工智能、生物制药等领域持续投入，打破了“创新只能由小型初创公司完成”的固有偏见，让老牌万亿级企业依然能够站在技术发展的最前沿。韩国强大的工会体系，也让普通劳动者能够更广泛地分享科技产业繁荣带来的财富，这些财富又进一步反哺了本土的风险投资生态，形成了产业发展的正向循环。

新加坡的独特创新模式

　　在迈赫兰·古尔的研究样本中，新加坡的科技发展模式是全球范围内相当特殊的一个案例。新加坡政府在本土科技产业的发展过程中，同时扮演了两个关键角色：一方面它是成熟的风险投资者，通过国家级基金的运作，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质的科技项目进行布局，另一方面它又是本土新技术的最大客户，通过政府采购和落地应用的方式，为本土的新技术、新产品提供最早的落地场景和市场支撑。

　　作为一个城市国家，新加坡拥有特殊的治理结构，政府可以把货币、财政、贸易、外交和市政事务放在同一套战略框架中进行协调推进，这是其他绝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完全无法拥有的权力配置。依托这种独特的制度优势，新加坡全力推动智慧国战略落地，在城市数字化治理、智慧交通、数字政务等领域走出了一条极具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

　　但迈赫兰·古尔也明确指出，新加坡的这套发展模式很难被其他国家直接复制，它的探索更多只能为其他地区的科技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毕竟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具备城市国家这种高度集中的治理权限，也很难在如此小的国土面积内实现所有创新要素的高效聚合，强行照搬新加坡的发展路径，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创新沃土的底层培育逻辑

　　通过对英国、韩国、新加坡等多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科技发展样本进行深度剖析，迈赫兰·古尔将创新沃土的培育思路大致归为两类核心因素，一类是制度因素，另一类是文化因素。其中制度因素的解释，主要指向不同地区在体制、规则和程序层面的差异，比如高等教育体系如何组织搭建、科研成果如何获得对应的激励、公共资源如何向创新领域倾斜等具体内容。

　　而文化因素的影响则更加隐性，它渗透在整个社会对待失败的态度、不同行业之间人才流动的开放程度、普通民众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等方方面面，这些看不见的文化特质，往往会在长期的产业发展过程中，慢慢塑造出完全不同的创新生态。迈赫兰·古尔始终强调，所有技术都是环境的产物，没有任何一项前沿技术能够脱离它所处的社会土壤凭空生长出来。

　　不少人此前都在尝试寻找可以直接复制的“创新万能公式”，希望照搬硅谷的成功经验，在自己的土地上快速培育出同样级别的科技产业高地，但最终绝大多数的尝试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反而是那些没有盲目照搬外部经验，而是充分挖掘自身制度和文化独特优势的地区，最终走出了属于自己的创新发展道路。

　　拓展科技认知参照系，跳出当前舆论热点的局限，不再把全部的观察视野都局限在中美两国的科技竞争叙事当中，能够帮助人们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去理解全球范围内多元的科技发展路径。不同国家基于自身的资源禀赋、制度特点和文化传统，完全可以探索出完全不同的创新模式，这些模式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共同构成了更加丰富、更有韧性的全球创新网络。

　　人们也难免会产生一系列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聚光灯外的创新经济体，未来还会在哪些细分赛道拿出改变全球产业格局的成果？不同国家的创新模式之间，未来会走向更多的融合，还是会沿着各自的路径进一步分化？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答案，但多元的全球创新版图本身，已经为未来的科技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编辑：曲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