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π新闻 2026年8月25日，广东省佛山市公开审理当地备受关注的售电返利纠纷第一案，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直指此前在电力市场潜行多时的场外返利灰色模式，吸引了大量来自全省各地的电力交易从业者到场旁听。案件的原告为一家用电企业，被告是主营售电业务的相关电力销售公司，原告方提出诉讼请求，要求被告按照此前双方约定的标准，追讨0.068元/千瓦时的电价补贴以及对应的逾期违约金。庭审过程中，原被告双方围绕线下场外合同的法律效力各执一词，立场分歧十分悬殊，经过多轮陈述和辩论后，法院确认双方不存在调解空间，最终正式终止调解，将择期对该案进行公开宣判。

这起案件的出现并非偶然，其背后对应的是过去一段时期内电力市场普遍存在的场内合规签约与场外价差返还的灰色运行模式，这一模式的形成最早可以追溯到2025年底的2026年度电力长协签约窗口期。彼时煤炭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火电发电成本明显下行，叠加新能源机组集中投产，电力供给整体处于充足状态，工商业用电需求保持平稳，全行业对2026年的电价走势形成了一致判断，普遍预期后续电力市场电价将持续走低，电力现货均价将维持在低位区间。但根据当时广东电力中长期交易的刚性规则，燃煤年度长协电价以0.453元/千瓦时为基准，设置了上下浮动20%的限制，年度交易成交价下限为0.372元/千瓦时，所有市场主体都无法在官方电力交易平台上签订低于该限价的年度购电合约。一边是市场普遍形成的低价下行预期，一边是场内刚性的价格红线锁住了低价竞争的空间，二者之间的矛盾直接催生了变通操作的出现。

为了抢占市场份额、锁定全年发电量、留住终端用电客户、降低自身用电成本，发电企业、售电公司与用电方三方开始绕开场内交易的限价规则，私下签订场外返利协议，通过价差返还、电量返利、电价补贴等多种形式实现变相降价。具体的操作路径是，售电公司先按照0.372元/千瓦时的场内最低限价，在电力交易中心系统内签订标准化的备案合同，同时再与电力用户私下签署一份未备案的补充协议，约定向用户支付对应标准的电价补贴，以此将用户的实际用电价格进一步下探至场内限价之下。为了覆盖自身需要向用户兑付的返利成本，售电公司再向上游发电企业争取对应的场外返佣，最终形成发电企业向售电公司支付场外返利、售电公司截留少量收益后将绝大部分返利补贴给终端用户的三方闭环交易体系。这套模式最初仅在部分民营电厂之间推行，后续逐步扩展到国有电厂，即便国有电厂原本受内部财务和合规制度约束持谨慎态度，但为了完成年度电量签约指标、守住自身市场份额，最终也接受了这种操作方式。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这套模式看似实现了三方各取所需的共赢状态，发电企业成功锁定了全年的发电量，保住了自身的基本业务盘，售电公司依靠低价返利的承诺留住了大量电力用户，终端工商业用户则拿到了远低于场内限价的低价电，有效降低了自身的用电成本。据多位业内受访人士粗略测算，2026年广东发电企业支付给售电公司的场外返利总规模，已经达到了百亿元量级，覆盖了绝大部分市场化交易电量。

这套此前运行相对顺畅的模式，在2026年2月迎来了彻底的行情反转。受国际地缘冲突等因素影响，煤炭和天然气价格出现大幅上涨，火电企业的发电成本随之飙升，电力现货市场电价持续走高，发电企业的盈利空间被快速压缩，大面积陷入由盈转亏的经营状态。在此背景下，发电企业陆续停止兑付此前承诺的场外返利，部分电厂仅兑付了2026年1月的返利，2月至7月累计数千万元的返利款项一直拖欠未付，整个三方闭环交易体系瞬间崩塌。处于中间环节的售电公司，一边要面对上游发电企业拖欠返利形成的欠款，另一边还要履行此前对下游用电企业作出的返利履约承诺，双重压力之下大量售电公司的资金链迅速陷入紧张状态，部分体量较小的售电公司甚至出现现金流彻底断裂的情况，不得不退租原有办公场地勉强维持运营。从2026年5月开始，广东陆续出现售电公司联合向发电企业追讨返利款项的情况，多家售电公司负责人多次与发电企业开展协商沟通，督促对方履行此前的场外返利约定，但相关谈判始终没有取得实质进展，最终引发了行业内大规模的违约事件，形成了覆盖全链条的百亿元量级追讨风波。

在本次佛山公开审理的庭审过程中，被告售电公司明确提出主张，认为双方线下签署的场外合同与线上在电力交易中心备案的合规合同共同构成了阴阳合同，相关约定属于变相降价，使得用电企业实际支付的电价低于地方政府规定的0.372元/千瓦时的硬性价格下限，本质上是在规避政府价格主管部门设定的价格浮动幅度，违反了政府价格管制的相关规定，因此该线下场外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双方的电费结算应当完全以线上备案的合同作为唯一依据。而原告用电企业则提出完全相反的主张，认为这份线下场外合同是双方在平等协商基础上作出的真实意思表示，相关内容并没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该合同完全合法有效，被告以低价为引诱吸引原告签订合同，事后又单方面反悔拒绝履行约定，已经构成明确的违约行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原告支付对应的电价补贴以及逾期违约金。原告同时指出，线上用于备案的合同本身就是专门提供给电力交易中心进行电费结算使用的，交易中心出具的合同条款中也已经明确写明，若双方另行签订的其他合同与本合同不一致导致的双方损失或争议，由双方通过协商或司法途径处理解决，这一表述足以说明电力交易中心本身并没有否认双方线下签订合同的效力，也无权否认双方线下签订合同的效力，针对线下合同产生的相关争议，自然应当由双方通过协商或者司法途径来处理解决。

这起案件的判决结果，将直接对场外返利模式的法律效力边界作出清晰界定，其影响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案件原被告双方的个体纠纷，关乎整个电力行业后续的运行规则走向。如果法院最终认定案涉场外返利合同无效，就意味着这类规避监管要求的灰色交易行为不受法律保护，相关主体此前基于这类未备案协议提出的履约诉求将无法得到司法层面的支持；如果法院最终认定案涉场外返利合同合法有效，则体现出司法层面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真实合意，场外交易并不会仅仅因为没有在电力交易中心完成备案就被当然认定为无效。无论最终判决结果走向哪一边，都将直接影响整个电力行业未来的合同设计逻辑与合规管理体系构建，为后续全行业处理同类纠纷提供明确的参考标尺。

目前，持续发酵的售电返利纠纷僵局，已经对电力市场的正常运行形成了明显阻碍。受大量历史纠纷悬而未决的影响，市场各类参与主体对于交易过程中的履约风险顾虑大幅提升，对相关交易行为的合规边界也产生了普遍的不确定感，各方都不敢轻易推进新的交易约定，直接导致2027年度电力长协的洽谈筹备工作陷入全面停滞状态。整个电力市场的参与各方都在等待这起售电返利纠纷第一案的最终宣判，期待通过权威的司法裁判尽早明晰相关交易规则的边界，破除当前行业面临的运行僵局，推动电力市场重新回归有序运行的轨道。

(编辑：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