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π新闻 大窑龙泉窑遗址坐落于浙江省龙泉市小梅镇大窑村一带，是龙泉窑的起源地和核心产区，这处古窑址在明代以前被称作琉田，依托当地优质的瓷土资源、清冽的水源以及适宜的山林燃料条件，成为支撑龙泉窑千年烧造历史的核心区域。长久以来，关于这处古窑址的具体位置和真实面貌仅留存于零散的古籍记载与民间传说之中，并未得到学界的系统梳理与公众的广泛认知，直到1928年5月，有着中国古陶瓷研究之父称号的陈万里先生循着相关传说专程前往龙泉开展实地考察，在完成一系列田野调查工作后形成了正式的调查报告，大窑龙泉窑遗址的真实面貌才逐步进入公众视野，相关的系统性研究工作也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在龙泉窑的相关民间传说中，一直流传着章氏兄弟二人创烧瓷器的故事，相传哥哥烧出的瓷器带有独特的开片纹路，被后世称作哥窑，弟弟烧出的瓷器釉色莹润光洁，被称作弟窑。经过后世的考古研究与史料梳理可以确认，历史上大概率并不存在章氏兄弟二人独立创烧瓷器的明确记载，但这一传说的原型应当是古代陶工群体中技艺最为出众的佼佼者，他们凭借精湛的制瓷技艺为龙泉窑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后来逐渐被历代烧窑人供奉为瓷器神，成为窑工群体共同尊崇的行业象征。如今被称作弟窑的品类正是龙泉窑的别称，具体指代龙泉窑产出的粉青等釉色光洁、没有开片的精品青瓷，而传说中对应的哥窑窑址，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被明确找到，其具体位置始终是古陶瓷研究领域尚未解开的谜题。

经过系统性的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在大窑龙泉窑遗址范围内累计发现了126处窑址，整个龙泉窑的瓷器产出体系清晰地分为低端粗劣瓷器和精美中高档瓷器两大类别，不同区域的窑场承担着差异化的生产任务。其中东区的窑场承担了绝大部分低端瓷器的生产工作，而中高档瓷器的生产任务则主要由南区的窑场完成，南区又进一步划分为大窑和金村两个片区，不同片区产出的瓷器品质呈现出大窑优于金村、金村优于东区的明确格局，而在产量数据上，这一排序则完全相反，东区的产量最高，金村次之，大窑的产量相对最低，这种差异化的生产分工，让整个龙泉窑的产业体系形成了覆盖不同消费层级的完整生产链条。

为龙泉窑带来高端商品生产技术的，很可能是祖籍余姚的鲍氏家族，这一家族原本就熟练掌握越窑青瓷的全套生产技艺，后来跟随吴越国王钱镠征战的过程中迁居到龙泉地区，逐步在当地开垦土地并掌控了相关的生产资源，也将成熟的越窑制瓷技艺带到了龙泉，为后续龙泉窑高端青瓷的技术突破奠定了重要基础。龙泉窑的高端瓷器生产，很大程度上依托于朝廷下达的大批量订单才逐步走向兴旺，宫廷对于瓷器品质有着极为苛刻的要求，这种严格的标准不断倒逼大窑片区的制瓷工匠持续开展技术创新，不断优化制瓷的每一道工序，最终让龙泉窑青瓷的品质达到了历史巅峰，产出的瓷器从王公贵族的宫廷陈设到黎民百姓的日常使用都得到了广泛的风靡，而金村和东区产出的低端瓷器，则大多面向普通民众的日常使用以及大规模的外销市场。

从南宋时期一直延续到明代早期，龙泉窑的瓷器开辟出了稳定的海上贸易路线，大量青瓷产品通过水路运输从内陆码头出发，经由沿海港口驶向海外各地，这些外销的龙泉窑瓷器在海外各地出土的中国瓷器中占比极高，其中在环印度洋地区的相关遗址中，出土瓷器里龙泉青瓷的占比达到80至90，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相关遗址中，这一占比也达到了50至60。如此大规模的外销影响力，直接引发了大量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窑场开展仿烧龙泉青瓷的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龙泉青瓷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范围，此前在圣杯屿元代沉船的考古工作中，就曾一次性出水17万余件龙泉青瓷，直观印证了当时龙泉窑外销的庞大规模与繁荣程度。

随着产业环境的变化，龙泉窑的发展逐步走向衰落，一方面是市场上出现了大量同行的抄袭模仿，另一方面窑场自身也逐渐丧失了持续创新的动力，最终彻底失去了原本的技术创新能力，再加上明代成化弘治以后，青花瓷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的审美主流，位于景德镇的窑场成为了新的官窑所在地，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与政策支持，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龙泉窑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延续数百年的大规模烧造产业就此中断。

2016至2017年期间，大窑龙泉窑遗址被正式纳入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遗产的范围，针对这处遗址的主动性考古开掘工作目前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后续相关的考古工作还将进一步拓展到水下考古领域，未来有望通过水下考古的方式打捞更多沉睡在海底沉船中的龙泉青瓷，进一步补充完善龙泉窑的历史研究资料，让更多古代龙泉青瓷的实物遗存得以重见天日，为世人展现这处千年古窑曾经的辉煌面貌。

(编辑：姜心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