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π新闻 近年来，全球多国政坛呈现出政权交替频率加快、不同执政团队政策取向差异显著的特征，不同执政者上台后往往不认可前任的施政路线，直接推翻此前的部分政策安排，这一趋势给跨境投资活动带来了全新的变量，也让不少市场参与者开始关注这类特殊环境下的投资风险防控路径，以及相关风险场景中可能存在的特殊获利空间。

放眼全球不同区域，这类政权更迭带来的投资环境变动已经在多个国家和地区显现出具体影响。在匈牙利，73岁的鲍卡·安德拉什当选总统，这位曾在欧尔班执政时期被提前结束任期的前最高法院院长，在新执政党上台后进入总统府，标志着匈牙利正在主动结束欧尔班时代留下来的政治路线，重新向欧洲主流靠拢。新政府上台后，已经开始检查欧尔班时期给予比亚迪项目的补贴、税收优惠、审批许可以及基础设施支持，同时从8月1日起，对全国电池产业启动专项检查，涉及产能、污染排放、用水、废弃物处理等多个环节。欧尔班执政时期一直推动所谓“向东开放”，依靠政治效率吸引大型外资项目，给土地、给补贴、加快审批，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政府层面迅速推动，宁德时代在德布勒森建设的大型电池工厂，比亚迪在塞格德建设的欧洲整车生产基地，仅这两个项目投资总额就超过百亿欧元，换算成人民币达到数百亿元级别。而新政府的施政逻辑发生了明显转变，过去那种依赖政治安排的重大经济安排，很可能面临重新审核，以前可以快速通过的项目，以后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以前能够获得的政策优惠，以后可能需要重新审核，以前由匈牙利政府单独决定的问题，以后可能更多受到欧盟规则的约束。匈牙利新政府并不需要在中国和欧盟之间做出简单的选择，中国可以带来产业和资本，欧盟可以提供市场、资金和制度支持，这两者对于匈牙利政府来说都至关重要，真正改变的是优先级，从过去以中国为杠杆与欧盟博弈，到如今更倾向于回归欧洲主流，从政治优先转向规则优先，企业仍然可以投资，但不能再指望依靠政府关系获得长期不变的特殊待遇。

在英国，当地时间6月22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执政党工党党首一职，并将在新任党首产生后卸任首相，提名程序将于7月9日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地方选举惨败和驻美大使任命是导致斯塔默下台的主要原因，斯塔默任命与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往来密切的彼得·曼德尔森出任英国驻美大使，导致工党重塑政治诚信的目标失败，也大幅损耗自身公信力，而5月份英国地方选举工党惨败，工党仅在英格兰地区就丢失了1200余个席位，多个传统票仓失守，声讨斯塔默下台的舆论声量暴涨，近期工党政客安迪·伯纳姆议会补选胜出，成为压垮斯塔默的最后一根稻草。近十年英国已经出现七任首相，每一届政府对外路线都会出现明显调整，政策缺乏连续性，已经大幅削弱英国在欧洲、全球范围内的外交信誉。斯塔默执政期间，试图修复脱欧之后英国与欧盟的紧张关系，同时主动推进中英经贸交流，此前访华敲定大额合作订单，缓和双边关系，对美外交层面则维持紧密盟友定位，同步调整移民、防务合作细则，但持续数月的党内逼宫危机，让斯塔默不得不将绝大多数精力放在平息工党内部矛盾，原本规划好的多项跨国合作议程被迫延后，高层外交出访计划大幅缩减。如今党内权力争夺白热化，内阁大臣、议员持续施压，斯塔默已经没有足够精力统筹长期对外战略，多名外交领域官员对外坦言，当前英国外交部各项中长期规划全部搁置，所有人都在观望下一任首相的政策倾向，不敢贸然推进跨国谈判。潜在继任者伯纳姆是当下英国工党党首及首相之位的头号热门人选，英国舆观调查公司5月民调显示，47%的工党党员将他列为党首首选，他主张改革经济、移民、教育与产业相关政策，摒弃“涓滴经济学”，推动英格兰北部再工业化，财政政策上更为宽松，其政策建立在更加左翼、高税收、高公共开支的理念上，相较于斯塔默政府偏稳健保守、侧重财政可控的治理思路，伯纳姆更为积极的财政扩张与收入再分配导向，可能会阶段性扰动市场预期，提升市场对于英国政府债务的担忧。一旦他顺利接任首相，英国和欧盟此前协商的边境贸易、劳动力流通条款，大概率会重新开启谈判，耗费大量沟通成本，原本稳步回暖的中英经贸往来，也可能迎来阶段性调整。

除了匈牙利和英国，全球其他多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政权更迭带来投资环境变动的情况。在秘鲁，钱凯港项目因政权更迭深陷主权争议；在巴西和西班牙，政治钟摆的向右摆动预示着外资审查将从个案否决转向系统性收紧；在美国，两党博弈加剧，企业更难“选边站队”。不少企业过去奉行的“一把手工程”在高层权力更迭与价值极化的时代已成为高危资产，当主权回归市场的阶段，政治偏好正在深度嵌入消费偏好，企业必须摒弃“押注个人”的旧思维，从仅仅依赖于高层公关，转向多利益相关方综合治理的“企业外交”模式，只有识别东道国的社会长期共识，建立超越商业利益的社会根基，跨国公司才能在波诡云谲的全球大选浪潮中实现从“权力附庸”向“独立社会主体”的转型。过去那种依靠特定执政者的私人关系快速推进项目、获取特殊政策待遇的模式，在当前多国政权交替频率加快的背景下，已经不再具备可持续性，任何将项目核心权益绑定在单一执政者或特定执政团队身上的投资安排，都将在政权更迭时面临极高的不确定性，此前所有基于旧有政策框架获得的便利条件，都可能被新的执政团队以合规审查、法治化审计等名义重新梳理，项目的推进节奏、成本核算、收益预期都将随之发生变动。

在这类政治变动带来的市场波动环境中，也出现了部分主体利用非公开信息在相关风险场景中获取超额收益的情况。预测市场平台Polymarket因潜在的内幕交易屡屡引发争议，有数据显示，12月，一个名为“0xafEe”的账户通过对谷歌2025年被搜索最多的人物进行一系列精准押注，赚了120万美元，同一名交易员此前通过正确押注谷歌Gemini 3 AI模型的发布日期，赚取了超过10万美元，一些平台观察人士将该交易员称为“谷歌内幕人士”，并暗示这些押注是基于非公开信息。还有相关报道提及，有交易员通过押注特定国家政治人物下台获利40万美元，曾任联邦检察官的耶奇克表示，如果押注相关政治变动的交易员是滥用政府信息的美国官员，该交易员可能会根据现有的禁止掉期合约内幕交易的法律被起诉，但如果该交易员是在海外进行交易的外国人，美国当局可能因缺乏管辖权而无法立案。事件传出后，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里奇·托雷斯表示，他计划提出一项法案，明确禁止联邦民选官员、政治任命人员和行政部门雇员在他们拥有或可能获得相关非公开信息的预测市场上进行押注。理论上，Polymarket禁止美国人使用其主要博彩平台，但在实践中，交易员通过使用虚拟专用网络来规避禁令，掩盖他们来自哪个国家。Polymarket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恩·科普兰此前曾表示，该平台已衍生出一种自我监管机制，交易员会监控实时数据以发现潜在的内幕人士，并倾向于避开那些看似容易出现内幕交易的合约，平台有能力进行内部审计，以调查内幕交易的指控，过去的审计通常发现，可疑活动背后的交易员并非真正的内幕人士，而是通过合法途径获取信息，例如通过抓取网站来寻找即将发布的公告的线索。曾任联邦检察官的索洛维耶奇克预测，随着预测市场平台越来越受欢迎，平台上的内幕交易将引来更多审视，这类事件似乎相当普遍，而且正受到大量关注，未来很有可能会看到这类案件中的一例被诉诸法律。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政治人物利用自身身份的特殊影响力，在政权交替的窗口期完成个人资产的快速增值，甚至直接面向普通投资者推出相关投资产品获取收益。美国多位前任总统，包括约翰逊、小布什、奥巴马等，都在离开白宫后获得了可观的版税与演讲收入，而特朗普的财富增值路径更具争议性，总统身份本身变成了最值钱的商业资产，迷因币、海湖庄园、加密峰会等不同业务的背后，核心主线都是愿意为接近总统竞价的群体，政治与商业之间原本就不清晰的边界被推得越来越远，特朗普的财富实现了近百亿元规模的增长。相关操作手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零开始搭建项目，自身几乎不投入资金，却持有项目的大半股份，第二阶段是动员自身的支持者群体投入资金，完成套现离场，第三阶段是放任资产价格下跌，瓜分剩余的少量残值。2021年到2025年之间，特朗普家族旗下共有5个项目向普通投资者募集资金，大量普通投资者最终承受了巨额损失，总损失规模达到70亿美元。2025年，阿根廷总统米莱在社交媒体发帖推广一款名为LIBRA的“个人币”，晒出和项目方的合影，这场崩盘涉及资金规模超过45亿美元，投资者损失近2.5亿美元，米莱的支持率一度跌到上任以来最低点，超过一半受访者表示不满，阿根廷国会成立了专项调查委员会，一份报告认定他负有责任，但他所在政党在国会投票中直接否决了这个结论，刑事调查和相关集体诉讼都还没有结果。

当前全球政坛逐步呈现出传统中间路线逐步失效、左右极端势力双向崛起的态势，多国政坛的更迭是全球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的缩影，中间派建制力量走向衰落，反映出中间路线已难以适应当前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间路线日渐式微，左右两极势力同步壮大，政策稳定性大幅下降，全球政经格局进入持续动荡与结构重塑周期。这一趋势正在重塑全球投资理念，市场告别全球化下的确定性溢价时代，从拥抱全球化套利转向深耕自主可控、安全溢价、抗扰动韧性的核心主线，确定性、安全性或将成为未来大类资产定价的核心锚点。对于所有参与跨境投资的市场主体而言，过去那种依靠单一政治关系就能锁定长期收益的时代已经结束，任何投资决策都需要将东道国的制度框架、社会共识、多利益相关方诉求纳入考量范围，才能在波诡云谲的变动环境中构建起足够的风险缓冲空间。

(编辑：胡忠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