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π新闻 近期，随着长鑫科技、国仪量子等高科技公司的上市，投资其中的地方国有资本实现巨幅增值。在这一财富效应的直接吸引下，不少地方国资纷纷调整自身投资布局，摩拳擦掌准备在股权投资领域加大投入力度，部分地区甚至明确提出了变“土地财政”为“股权财政”的发展口号。需要明确的是，忽视自身实际能力水平，秉持急功近利的心态盲目跟风开展投资，最终取得的效果很可能与预期目标完全相反。

国有资本作为国民经济的“压舱石”，其投资导向不仅直接关系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更会对国家整体产业布局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地方国资将投资方向瞄准硬科技、新产业这些重点领域，本身不存在任何争议，属于符合发展趋势的合理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相关投资行为就可以跳过规范程序、违背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盲目跟风追逐各类热门赛道，到推出“倒贴式”招商政策争抢项目，从片面追求短期亮眼政绩，到完全无视产业发展基本规律，这类偏离正轨的行为，不仅有可能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更会在长期维度上透支地方自身的发展潜力。部分地方为了在短时间内打造出可供展示的亮眼政绩，完全不顾自身已有的产业基础与资源禀赋，一门心思追逐当下的热门风口，甚至不惜出台“超常规优惠”政策、作出“违规兜底”承诺来争抢外来项目。这种看似“赔本赚吆喝”的招商模式，本质上是将政府原本的“市场引导者”角色异化为“风险兜底者”，依靠行政力量强行扭曲市场正常信号，最终只会让地方之间陷入“内卷式”的逐底竞争。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地方国资追风逐浪、投入巨额资金开展投资的行为背后，还隐藏着乱决策、利益输送等不容忽视的问题。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破解当前国资投资领域存在的急功近利困局，必须从制度建设层面为国资体系重构适配长期发展的“耐心”基因。投资本身是一门对专业度要求极高的技术活，绝对不是谁拥有充足资金就可以顺利做好的事情，投什么项目、投入多少资金、通过什么方式投、投后如何开展管理、后续如何有序退出，这一系列环节背后都蕴藏着大量专业学问，如果不下功夫认真钻研这些具体问题，切实提升自身的综合能力，投资行为难免会陷入追风逐浪、盲目决策的错误境地。同时，投资更是一件风险属性极高的事情，行业内普遍存在“十投九不中”的客观情况，国资投资如何合理分散风险、有效覆盖潜在损失、清晰厘清相关责任，都需要依托科学合理的制度和流程设计来完成。

首先，要建立与产业周期完全匹配的长周期考核机制，将投资项目的评价维度从单一的财务指标，拓展延伸至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以及项目落地后对地方就业、税收、产业链培育作出的实际贡献等多个层面，对服务国家战略的高科技投资项目给予更长的回报容忍期。如果用年度利润指标去考核一个需要10年时间培育的项目，以单一项目的最终成败来直接问责整个投资团队，最终只会催生“不敢投、不愿投”的畏难情绪，或者倒逼投资行为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就是为了规避短期风险而主动放弃真正具有战略意义的早期优质项目。其次，完善容错免责机制，清晰明确“合理失败”与“违规失职”的边界，对投资程序完全合规、相关人员尽职履责，但最终因为不可预见的技术风险或市场突变导致的项目亏损，依规对相关责任主体予以免责。再次，强化投资全流程的专业导向与区域内的产业协同，严格严守主业红线，坚决杜绝跨界投机行为，依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专业机构开展投前尽调与投后管理工作，避免依靠行政化指令“押赛道”导致的产能过剩与资源错配问题。最后，健全多元化的退出渠道与配套激励机制，以此吸引并留住更多深耕投资领域的专业人才。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资投资绝对不是对项目的“无限期输血”，更不能以长期主义为名义掩盖运营低效与履职失职的问题。真正意义上的“耐心资本”，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也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既要敢于在关键核心领域“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要时刻坚守风险底线，坚决杜绝盲目扩张与冲动投资行为。

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是一场没有捷径的马拉松，高科技项目普遍存在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失败风险高的特点，大量私人资本出于各类现实考量望而却步，而这正是国有资本应当主动补位的“市场失灵”领域。合肥国资十年如一日持续支持长鑫存储突破DRAM技术垄断，深圳国资依托天使母基金扶持初创企业顺利跨越“死亡之谷”，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成功案例无不印证，国资的核心价值在于“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在于陪伴创新主体跑完漫长的发展长跑，而非追求短期的套利回报。站在高质量发展的新起点，地方国资投资必须跳出“快进快出”“追风逐浪”的浮躁陷阱，以足够的战略定力深耕地方产业沃土，真正跑出属于自身产业的发展加速度与韧性。

此前，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多起地方国资盲目跟风投资最终造成重大损失的案例。新余市在相关政策导向下，仅用3个多月时间就斥资10多亿元拿下奇信股份的控制权，完成收购后才发现该公司存在长达八年的系统性财务造假问题，为了掩盖收购环节暴露的问题、防止企业“爆雷”，新余国资后续又多次向该企业提供借款，最终该企业被退市，即便当地相关部门经过全力催收和挽损，新余国资仍然损失巨大。宜春、南宁两地投资哪吒汽车的案例则是另一类典型，两地完全脱离本地已有的产业基础，盲目追逐新能源汽车赛道热点，在新能源汽车风口正盛的阶段，宜春拿出近20亿元股权资金，叠加配套厂房建设、租金减免、销售补贴等各类支持政策，南宁则以“市场化基金”的名义，通过国企借款、发行债券等方式累计投入24亿元，变相向企业提供巨额补贴，但缺乏核心技术的哪吒汽车后续盲目扩张产能，最终巨亏183亿元走向破产重整，两地前期投入的巨额国资难以收回。除此之外，苏州吴中区国资入主中晟高科之后，该公司连续三年出现亏损，山东高速投资东兴证券9年时间，累计计提减值准备6.9亿元。这些案例充分说明，赚了就归为“合肥模式”，亏了就当作“交学费”，地方财政的承受能力根本经不起这样的反复折腾。

202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正式公布，给此前狂奔突进的地方国资投资踩下了一脚急刹车。这份文件明确提出多项针对性要求，具体包括严格控制新设政府投资基金，县区原则上不得新设政府投资基金；严格禁止名股实债等异化经营行为；根据出资主体、产品类型等不同维度实施“一类一策”监管。这份文件之所以会对地方国资投资产生深远影响，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近几年地方“资本招商”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矛盾，也就是很多地方并不真正具备基金运作能力、项目判断能力，更没有搭建起完整的投后管理和退出体系，却在招商压力、政绩压力和同质化竞争的多重驱动下盲目上马各类基金项目。不少地方的这类基金名义上是“政府引导基金”，实际却演变为财政资金出资、平台公司融资配资、地方政府兜底预期的复杂结构，潜藏着大量风险。

对地方国资投资而言，应当谨防市场热度高的时候一拥而上，后续行情退潮时一哄而散的错误倾向，不能只看到赛道当下的热度，完全无视企业自身基本面与本地产业链的实际短板，把产业发展的远期愿景直接当作可以落地的投资现实。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复制合肥的成功路径，对绝大多数地方而言，与其耗费大量资源幻想押中下一个长鑫科技，不如先冷静思考清楚一个核心问题，自己手里可动用的财政家底，究竟经得起几次“交学费”式的试错。地方国资开展股权投资，并不意味着要把自身变成一家“大型风险投资公司”，更准确的定位是政府通过市场化资本工具履行产业政策职能，重点解决私人资本不愿投、不敢投或难以协调资源的问题，比如早期硬科技项目、重大共性技术平台建设等领域。政府层面可以明确战略方向和划定风险边界，但具体的项目选择、估值定价、投后管理和退出操作，都应当交由专业机构按照市场规则完成。反之，如果采用行政化指令“押赛道”的方式推进投资，很可能导致区域内的产能过剩、地方保护等问题，“软预算约束”还可能让低效企业长期存活，权力与资本的不当结合还可能滋生寻租等违规问题。

当前国内很多城市都在布局开展股权投资，合肥、深圳、杭州等城市凭借扎实的产业基础、超前的战略眼光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有部分地方因为盲目跟风、缺乏产业配套遭遇了严重的投资亏损。地方股权投资领域出现的明显分化，本质上是同等规模的资金进入了不同产业生态和治理体系之后产生的不同结果。合肥、深圳、杭州等地的优势不只是体现在“敢投”这一个层面，而是拥有相对完备的产业基础、充足的科研人才储备、实力强劲的龙头企业、丰富的应用场景、成熟的资本服务体系以及经验丰富的专业投资团队，资金进入相关领域之后，能够迅速与技术、供应链和市场实现深度结合，充分发挥资本的撬动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地区完全不具备相应的比较优势，却执意追逐同一批热门赛道，很容易出现重复建设、逆向选择和后续融资断档等一系列问题。这种分化还体现在地方的治理能力层面，各地在能否让专业团队独立决策、能否容忍项目阶段性失败、是否具备充足的投后管理能力和多元退出渠道、相关政策能否跨越领导任期保持连续等方面，水平参差不齐。因此，绝大多数地方都不应该简单复制合肥的项目清单，更应当从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出发，避免把少数地区的成功案例误读为普遍适用的“城市风投公式”。如果寄望于通过股权投资来填补地方短期的财政收支缺口，就更容易偏离投资的初心，也更容易遭遇失败。股权投资本身期限长、失败率高、估值波动大，企业上市之后的账面增值也不能直接用于日常财政支出，如果把股权升值当作稳定的财政财源，反而有可能进一步放大地方的财政风险。对地方政府来说，更合理的转型方向是从“出售资源取得一次性收入”，转向“经营资本、培育产业并分享长期增值”，逐步建立起投资、退出和再投资的良性循环，最终目标应当是培育优质企业、扩大税基和增强本地产业的综合竞争力，为地方财政的长期健康运行筑牢坚实基础。

(编辑：曲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