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买飞单亏千万天津银行一审免责
苏斯楠 2026-11-20 07:39
2026年11月,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一则案号为(2025)沪0106民初26927号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一起涉及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理财经理私售第三方理财产品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正式进入公众视野。在这起案件中,有着十余年该行理财购买经验的客户王某,在理财经理叶某的推介下投入1100万元购买第三方非标产品,最终本金全部亏损,王某将银行诉至法院要求全额赔偿,法院最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银行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据新京报报道,王某认为自己年事已高,基于对银行的信任,本意是在银行购买正规理财产品,却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推介下,于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营业大厅内购买了违规理财产品,银行应当承担用人失察、内控薄弱、管理松懈等法律责任,因此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该银行赔偿自己的经济损失1100万元。
案件核心交易细节逐步厘清
根据裁判文书公开的信息,王某出生于1950年,2016年10月25日在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开立账户,从2016年11月到2023年8月期间,累计购买该行自营理财产品96笔,2019年起其专属理财服务由叶某负责对接。从2022年11月10日到2023年11月21日,王某先后签署5份认购协议,投入资金分别为3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100万元、500万元,合计1100万元,购买的5只产品业绩比较基准在8.1%至9.2%区间,产品期限为12个月或24个月,分别由不同的外部公司发行、挂牌或转让,均不属于天津银行自营或官方代销的产品范畴。
整个交易的操作过程与王某此前96次购买银行自营理财的流程存在明显差异。5份产品认购协议全部通过第三方财富App签订,该App下载于叶某的私人手机,由叶某全程操作,王某仅在最后环节完成电子签名确认。5笔转账交易中,仅有首笔是在银行柜面办理,其余四笔均在支行网点内的自助机具上完成,所有资金最终全部划转至外部项目公司的账户,自始至终没有进入天津银行的账户体系。2023年12月,相关产品出现兑付中断,王某后续仅从5款产品中获得结息兑付收益302950.35元,投入的1100万元本金全部亏损。

法院两层认定驳回全部诉讼请求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将案件核心争议拆分为两个层次逐一进行认定,最终得出银行无需承担赔偿责任的结论。第一层判断围绕叶某向王某销售涉案第三方产品的行为是否属于履行职务行为展开。按照《民法典》相关规定,认定职务行为需要同时满足工作时间场所、单位明确授权、以单位名义实施、为单位谋取利益四项标准。
法院审理查明,案涉五笔交易的转账操作确实发生在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的工作时间和营业场所内,其中四笔交易的过程还有监管部门调取的监控录像作为佐证,叶某本人也承认向王某推介过相关产品,时间场所的标准已经满足。但其余三项标准均无法成立: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的内部规章制度、官方理财认购流程中,没有任何条款授权叶某可以销售这类非银行自营或代销的第三方产品;从王某与叶某的聊天记录以及监管部门的相关答复中,也找不到叶某曾告知王某该产品属于天津银行理财产品,或是叶某以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的名义对外销售产品的相关证据;所有涉案资金全部流向外部主体账户,天津银行没有从中获取任何收益,叶某的推介行为显然也不是为了维护或增加银行的利益。综合这些事实,法院最终认定叶某向王某销售“飞单”产品的行为,不属于履行职务的范畴。
第二层判断聚焦王某是否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善意相对人”。法院明确,法律层面的“善意”应当以一般理性人的标准进行衡量,而王某显然不符合这一要求。王某拥有多年银行理财产品投资经验,在购买涉案第三方产品的同期,仍然在通过天津银行的官方手机银行渠道认购该行自营理财产品,完全具备辨别两类产品差异的能力。在双方的聊天记录中,王某多次主动提及“五牛”“金檀”等第三方项目主体的名称,还接受过外部机构开具的资产证明,对于产品没有任何天津银行标识、需要通过第三方App完成签约、业绩比较基准明显高于同期银行常规理财产品、资金直接划转至外部企业账户等多项异常情况,王某完全有条件主动核实确认,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核实动作,因此不构成法律上的善意相对人。
基于上述两层认定,法院进一步作出判断,即便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确实存在员工管理层面的疏漏,这种管理上的过错,也和王某购买第三方非标产品产生的1100万元本金亏损之间,不具备侵权责任构成所要求的法律层面的因果关系。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王某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无需向王某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同类案件裁判规则已形成延续性
这起案件并非叶某涉及的第一起私售第三方理财产品纠纷,此前同一家支行、同一位理财经理叶某的另一起同类案件,已经由上海金融法院作出二审判决,改判银行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在这起更早的案件中,另一名客户吴某同样是天津银行上海闸北支行的十余年老客户,累计购买过数百款该行理财产品,在叶某的推介下投入170万元购买同类第三方“飞单”产品,最终净亏损超过166万元。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最初的一审判决曾认定银行存在管理过错,判令银行承担吴某实际损失10%的赔偿责任,叶某个人承担15%的赔偿责任。但上海金融法院在二审审理后,撤销了一审中要求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的相关判项,核心理由同样是吴某作为长期购买银行理财的老客户,对银行正规购买流程十分熟悉,在购买涉案产品时经历了下载第三方App、线上签约等明显异于常规银行理财的操作步骤,理应知晓产品不属于银行自营或代销范畴,银行的管理过错和客户的投资损失之间不存在法律层面的因果关系,最终二审改判银行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仅维持了叶某个人承担15%损失赔偿的判项。
本次审理王某案件的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直接参照了这起已经生效的二审裁判逻辑,作出了银行零赔偿的一审判决,同类案件的裁判规则已经形成了明确的延续性。
民事免责不代表合规层面无瑕疵
虽然在两起民事诉讼中,天津银行最终都无需向受损客户承担赔偿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该行在员工管理和内部合规层面没有任何问题。判决书披露的信息显示,叶某在天津银行任职期间,累计向4户家庭的5名客户私售第三方“飞单”理财产品,通过这类违规行为累计获取报酬40余万元。针对叶某的违规行为,相关方面已经作出处理,叶某在2024年5月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同年6月被天津银行解除劳动合同。
2026年5月29日,监管部门针对天津银行存在的员工管理不到位等相关问题,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天津银行处以90万元的罚款。这一处罚也明确说明,即便银行在民事纠纷中无需向客户承担赔偿责任,其在内部员工行为管控、理财销售流程合规等方面存在的漏洞,依然属于违反金融监管规定的问题,需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不少市场参与者都在关注,这类发生在银行营业场所、由银行正式员工全程参与操作的“飞单”事件,后续还会出现哪些新的司法认定标准?普通投资者在银行网点内购买理财产品时,究竟要完成哪些核实动作,才能被认定为法律层面的“善意相对人”?银行后续又会推出哪些更严格的内部管控措施,从流程上彻底堵死员工私售第三方产品的操作空间?这些目前都还没有明确的统一答案,相关规则仍在后续的司法实践和行业监管中逐步细化完善。
以上内容基于公开资料整理,不构成投资建议。
(编辑:曹凤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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