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发布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关于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意见》等文件，均强调“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指出企业应发挥科技投入主导作用、承担成果转化主体功能。在产业链与创新链结合赋能、相互转化的过程中，企业处于关键的主导地位。

企业之所以在科技创新中居于主体地位，核心在于其同时具备感知市场需求、承担创新投入、集成配置要素、推动成果转化和开展市场化验证等五重功能，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真正交汇点。企业的创新效率与能力，关乎整个国家的创新效力与能力。

企业的创新能力来自哪里？首先，企业家精神是根本驱动力。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敏锐感知、敢于承担风险的探索精神，以及长期主义的战略定力，是企业创新的起点。没有敢于冒险、善于识机的企业家，技术再先进也难以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创新。

应当说，绝大部分企业家都有通过创新获取超额利润的意愿，但能否成功并不取决于意愿，而取决于组织管理能力。同样的技术和人才，在不同的组织机制下产出差异巨大。管理模式创新是创新能力的“神经中枢”。在由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构成的体系中，管理创新处于指导地位，它决定了其他创新能否被有效组织、激励并转化为价值。

在中国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中，一个重要观点认为，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不仅依赖技术本身，更依赖完善的市场机制、产权保护和制度环境，这些制度因素对创新和产业升级具有决定性作用，即“制度重于技术”。当前，中国推动创新发展，也是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度变革过程。

同样，中国企业也要适应创新要求，推进管理模式创新。过去，中国制造业的组织基因是“大规模生产+效率成本”，这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历史阶段是正确且高效的。但是，当要素成本上升、技术范式转换（数字化、绿色化、智能化）、全球供应链重构时，这套基因面临“路径依赖”风险。转型的关键不在于否定效率，而在于在效率组织之上叠加创新组织的能力。

很多制造业企业难以转向创新，主要是习惯于效率与成本型管理。这种传统管理追求确定性，即标准化、可预测、规模化；而创新要求管理容纳不确定性，即试错和非线性回报。因此，创新时代的管理面临着效率范式与创新探索范式之间的冲突。在此过程中，最危险的是用效率与成本管理的逻辑去管理创新，用短期ROI考核研发、用“不出错”考核探索、用“标准化”考核创造性工作，这才是转型中最大的管理陷阱。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对管理能力提出更大挑战。科技创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学科交叉、多领域融合、多技术集成特征，这不仅需要国家在教育、研发等领域推进战略协同与交叉创新战略，也要求企业在创新时代面对技术复杂度时，从“封闭研发”转向“开放式创新治理”，建立外部创新接口，与各类机构、产业链深度协同合作；同时，建立从“工程师红利”转向“科学家+工程师+产品经理”的复合人才结构，设计一套让全球智力为我所用的机制。

企业的创新能力来自企业家精神驱动下的研发投入、人才积累、组织机制、开放协同和市场反馈的系统耦合。管理模式创新是统领这些要素、决定创新效率的“神经中枢”。因此，企业要提高持续把资源转化为市场价值的组织能力，提升先进制造管理水平，进而提升企业创新效率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