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湃新闻 一起涉及空壳公司违规中标大额农业项目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一家仅登记1名在册员工、无自有施工队伍、无工程机械设备的空壳企业，在人为全程操控的招投标流程中，顺利拿下中部某市总金额3000万元的农业基础设施项目。整个招投标流程从公告发布、报名、开标到评标，所有环节看似完备规范，实则每一步都经过精心策划，原本应当服务于农业发展的惠农项目，最终沦为少数人套取资金、牟取私利的工具。

　　据央广网调查通报，该案属于典型的“城投自导自演、空壳公司站台、虚假项目融资、大额资金挪用”违规模式。涉事的河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8月22日，注册资本4000万元，仅持有水利二级资质，长期处于空置状态，无固定办公场地，工商登记在册员工仅1人，完全不具备该农业项目的工程施工履约能力，本质属于空壳主体。当地城投集团为缓解自身资金周转压力，耗资80余万元收购了这家远在河南的空壳公司，收购的唯一目的就是定向拿下本次农业项目，借助中标通知书向银行申请贴息贷款，填补集团其他在建项目的资金缺口。

　　目前，涉事城投集团原董事长刘跃已被纪检监察机关立案审查调查，当地公安经侦部门也已同步启动案件侦办工作，相关涉案人员将面临法律制裁。这起案件暴露出基层工程招标、项目监管、资金拨付全链条存在的监管漏洞，也让招投标领域长期存在的空壳公司围标串标乱象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全程人为操控的招投标运作链条

　　为确保这家空壳公司顺利中标，项目招标环节被全程人为操控，所有流程都按照提前写好的“剧本”推进。项目招标公告对外挂网之后，先后有三四家外部企业主动来电咨询，表达参与投标的意愿，集团工作人员直接对这些意向企业进行劝退，明确告知项目已经内定，即便参与投标也无法中标，直接将潜在的真实竞争对手全部排除在外，开标前实质性的市场竞争就已经名存实亡。

　　为满足招投标法规要求的最低3家投标单位的硬性规定，该城投集团直接从长期合作的劳务库内筛选3家合作企业参与陪标，全部投标文件统一委托招标代理机构代写，每家标书的制作费用为2500元，所有陪标产生的相关费用全部由该城投集团兜底承担。招标文件中的评分细则也完全是为这家内定的空壳公司量身定制，即便有企业没有被劝退坚持参与投标，也不可能在评分环节获得优势，开标结果早已提前确定，整个过程就像一个人对着空椅子演戏，完全架空了公开招投标制度，严重破坏了工程建设市场的公平秩序。

　　案件的关键参与者、该集团员工陈邦供述，整个操作链条从收购空壳公司、串通陪标，到劝退竞争对手、后续虚假施工，每一步都完全违反法律规定。该集团从始至终追求的都不是项目的实际落地实施，而是拿到中标通知书本身，只要顺利中标，就可以凭借相关材料向银行申请贴息贷款，至于项目后续是否真正实施、能否达到惠农效果，完全不在相关人员的考虑范围之内。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6年10月10日发布的串通投标典型案例中明确说明，借用多家资质、由同一主体统一制作标书、统一排布报价，不管表面上有几家不同的投标抬头，实质就是同一个控制人主导的“假竞争”，直接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串通投标罪的认定标准。

项目落地后的资金流向与实际施工情况

　　空壳公司顺利中标3000万元农业项目之后，自身没有组织任何施工管理工作，也没有安排任何人员进场开展作业。该集团直接将项目转手挂靠出去，按照总造价抽走7%的管理费，真正的施工任务被甩给了江西一家农业科技类公司进场实施。等到2024年9月项目形式上完成“完工”流程，所有竣工备案手续看似齐全合规，整笔资金的真实流向才完全浮出水面。

　　据核查数据显示，该项目最终结算资金一共1800万元，其中实际支付给施工方的费用仅为350万元，相关材料费用支出约为200万元，剩下的1250万元资金，被一笔一笔转入该城投集团的备用金账户，从2024年11月开始陆续被抽调挪用，用于填补集团其他在建项目的资金窟窿。原本总中标价3000万元的惠农农业项目，真正投入到实际施工环节的资金占比极低，大量专项建设资金被违规抽调挪用，完全没有用到农业发展相关的用途上。

　　侦办此案的中部某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陈清辉表示，从收购空壳公司、串通陪标，到劝退竞争者、虚假施工，每一个环节都触碰了法律红线。这种行为不仅直接浪费了大量公共资源，也让原本应当发挥惠农作用的农业项目完全失去了原本的价值，招投标制度原本设计的确保公开、公平、公正竞争的核心目标完全落空，真正有实力、有能力做好项目的企业反而被直接排除在竞争之外。

同类乱象的共性特征与监管漏洞

　　类似空壳公司违规中标高价项目的情况并非个例，成都金牛区纪委监委此前就曾披露，当地4家民营企业几乎垄断了区农业和水务局的水务项目，其中同样有一家“1人公司”频繁中标高价工程，通过大数据比对排查，最终发现原副局长张某与多家企业负责人存在异常资金往来，多名公职人员因此受到处分。在同一座城市，后续又有媒体曝光了一个由561家公司织起来的围标网络，这个团伙近三年将当地2000万元以上规模的工程吃掉了八成以上，覆盖医院、中学、养老中心、体育公园等多个民生项目，涉案金额达到12亿元，仅一个医院项目的转手“卖标”流转费就超过千万元。

　　这类围标串标行为已经形成了分工明确、利益勾连的灰色产业链，幕后操盘者出钱占股作为实际控制人，专人负责联络投标公司和统筹报价，还有人员专门对接大量公司开具投标介绍信、统一下发报价模板，中标之后直接将项目转卖给愿意接盘的施工方，卖标款按照联络家数和提前约定的股份比例逐层分配，这种“规模化陪标+卖标变现”的模式已经形成了可复制的操作流程。

　　这类乱象能够顺利实施，暴露出当前招投标监管环节存在的多处缺口。首先是事前审查不力，资质审查环节往往只核对企业提交的证书和纸面材料，完全忽略了社保缴纳记录、实际在岗人员情况和过往项目履约记录，空壳公司只要持有相关资质证书，即便没有任何实际经营能力，也能在形式审查中顺利过关。其次是招标文件审查缺乏前置环节，很多为内定者量身设置的倾向性条款没有被提前识别出来，从规则层面就已经排除了其他企业的公平竞争机会。此外，不同投标人之间的关联关系也没有通过跨部门的数据交叉比对进行排查，等到项目完工、资金被挪用的问题暴露时，相关损失已经难以挽回。

　　目前国内多地已经开始针对性出台相关规范性文件，贵州、安徽黄山、湖北荆门等地都已经把“文件制作机器码、文件创建标识码、计价软件加密锁号一致”写入投标文件雷同认定清单，只要相关数据出现重合且无合理解释，评标委员会可以直接否决对应投标。荆门市2026年8月还专门出台补充规定，两次以上被认定存在串标行为的供应商，要依规追责并移送相关部门处理，堵住此前部分异常情况仅通过书面澄清就被轻轻放过的监管漏洞。最高法刑二庭课题组相关材料也明确说明，挂靠费、陪标费、好处费这类相关支出，在定性上属于犯罪成本，不退不扣，一律计入追缴范围，两年之内多次实施串标行为的，还将依法从重处理。

(编辑：杨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