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湃新闻 当地时间10月8日，日本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发布统计数据显示，2026年4月至9月，日本负债1000万日元以上的破产企业数量达到5373家，同比增加3.8%，连续5年保持上升态势，同时创下2013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这批破产企业对应的总负债规模达到8561.69亿日元，同比大幅激增23.5%。从破产企业的构成来看，员工人数在10人以内的中小微企业占比约90%，服务业、建筑业是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两大行业，大量经营多年的地方老店、配套制造企业接连退出市场。

　　这一破产潮的出现，并非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日本经济长期积累的各类矛盾集中释放的体现，也打破了此前市场对日本经济温和复苏的乐观预期。从统计数据来看，2026年一季度日本实际GDP年化增长2.1%，修正值为1.9%，二季度增长1.1%，连续多个季度保持正增长，却同时出现企业破产数量持续攀升的特殊局面，这种经济增长与企业批量倒闭并行的撕裂状态，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日本经济的真实运行逻辑。

破产潮背后的多重直接诱因

　　本轮企业破产潮的首要直接诱因，是日本货币政策转向带来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过去十余年时间里，日本长期推行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政策，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依赖低息滚动续贷维持运营的企业，这类企业自身盈利能力薄弱，几乎没有应对利率波动的抗风险能力。2025年12月日本央行启动加息进程，2026年9月又将政策利率上调至约1.25%，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贷款利息负担骤然飙升，叠加银行续贷审核标准收紧，大量原本依靠低息贷款续命的企业直接陷入资金链断裂的困境。

　　疫情期间日本政府大规模发放的零担保、无息纾困贷款，也在这一时间段迎来集中到期高峰。这类纾困资金曾帮助众多小微企业撑过疫情冲击，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经营低效、收益微薄的现状，当还款期限集中到来，大量企业无法凑齐本金和利息，最终只能选择申请破产。日元持续贬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进一步挤压了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日本作为高度依赖能源、工业原材料和食品进口的岛国，日元汇率走低直接推高了各类大宗商品的采购成本，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全球供应链和海外产能转嫁成本，但处于下游消费链的中小企业议价能力极弱，不敢随意上调商品价格，只能自行消化成本上涨带来的利润压缩，最终在持续的成本压力下难以为继。

　　少子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短缺问题，也成为压垮大量中小企业的重要因素。东京商工调查的数据显示，2026财年上半年因劳动力短缺导致破产的企业达到240家，同比增长17.1%，创下历史新高，因人手不足导致破产的企业数量持续攀升，人工成本飙升而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上年同期的1.7倍。不少企业即便手握订单，也因为招不到足够的工人无法开工，只能被迫错失商机，最终走向破产。除此之外，大量家族式中小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传承人，因找不到接班人而破产的企业数量同比增长23.4%，同样创下历史新高，不少经营数十年的老店在创始人退休或离世后直接停业，成为本轮破产潮的独特特征。

政策冲突形成的深层拉扯效应

　　本轮破产潮的持续蔓延，和日本当前经济政策体系内部的相互冲突有着直接关联。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认为，日本当前的政策目标相互矛盾、彼此冲突，高市早苗推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与日本央行为稳汇率、压通胀推出的加息政策形成了完全对立的拉扯格局，相当于一辆车同时踩下油门和刹车，越发力越失控。日本公共债务占GDP比重已经突破240%，常年稳居全球发达经济体首位，财政容错空间已经微乎其微，但高市早苗政府为拉拢选民、巩固政治基本盘，持续放开预算限制，无节制增发国债填补财政窟窿，直接透支了日本国家信用，引发国际资本市场对日本经济前景和偿债能力的信心崩塌，市场大规模抛售日元资产，进一步推动日元汇率走低，反过来加剧了输入型通胀的压力。

　　面对日元持续贬值、物价飞涨的危机，日本央行不得不出手调控，通过提高利率、联合其他国家稳定汇率等方式抑制通胀，试图为实体经济降温减压，但央行的所有维稳操作，都被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反向效果抵消，形成了极具讽刺的政策拔河局面。张玉来分析指出，汇率干预仅适用于应对短期投机或利率异常波动，当前日元贬值的根本原因在于日美之间的巨大利差，即便日本将利率上调至1%，和美国3.75%的利率水平仍有明显差距，实际利率依然偏低，催生了大量借日元买入美元的套利交易，仅靠短期干预无法触及问题根源。而针对输入型通胀的补贴政策属于短期行为，输入型通胀已经持续四年多，持续补贴只能依靠不断借债维持，公众对未来经济的担忧不断上升，补贴的有效性已经大打折扣。

　　政府推出的鼓励加薪的补贴政策，也在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明显的副作用。政府向大幅提高工资的企业发放补贴，大企业凭借资源优势拿到补贴后可以顺利实现加薪，进一步吸引优质劳动力流入，而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源跟进加薪，既招不到新员工，也留不住现有员工，勉强加薪又会直接承受不住成本压力，这种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之间的分化，并非市场自然竞争的结果，而是政策设计带来的直接后果，本意是鼓励加薪的政策，实际效果却加速了中小企业的人才流失，进一步加剧了中小企业的经营困境。

产业生态与社会层面的连锁影响

　　大量中小企业的集中破产，正在对日本长期以来形成的产业生态造成直接冲击。据经济产业省发布的2026年版《中小企业白书》，中小企业占日本全部企业数量的99.7%，雇用了全国约70%的劳动力，对GDP的贡献率超过50%，是日本制造业供应链的核心配套环节。大量专精特新配套企业接连倒闭，会直接冲击日本制造业的完整生态，削弱本土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不少中小企业长期保持“不轻易调价”的经营惯性，大量企业破产后市场供给收缩，叠加成本传导不畅，会进一步加剧经济的结构性通缩风险，拖累整体GDP增长。

　　帝国数据银行的统计显示，日本有超过25万家僵尸企业，接近企业总数的两成，这些企业长期依赖借新还旧维持运转，自身缺乏造血能力，一旦融资成本正常化，存活空间就会迅速收窄。2026年1至8月，已有112家经营历史超过百年的日本老字号企业破产，较去年同期大增24%，创下200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按照当前趋势推算，全年百年破产企业数量可能超过160家，将打破2024年的历史纪录。这些企业中制造业占比最高，不少企业经历了大正、昭和、平成多个时代，熬过了二战、泡沫经济崩溃和“失去的三十年”，最终在令和年代停止运营，它们的倒闭并非个别企业经营不善的个案，而是整个产业生态逐步退化的明确标志。

　　这种产业层面的变化，还会进一步传导到居民消费领域，长此以往，居民实际购买力会持续被侵蚀，普通民众因物价上涨削减日常开支，私人消费复苏乏力，无法形成“企业盈利上涨→工资提升→消费回暖”的正向循环。有分析指出，当前日本经济仅处于局部温和复苏的状态，股市繁荣并不等同于居民收入和消费改善，若日元持续贬值，将持续推高食品、能源和进口商品价格，经济复苏很有可能只停留在股市和大企业的账面上，只有让企业盈利的红利真正渗透到居民收入端，带动消费全面回暖，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可持续复苏。

　　劳动力短缺、成本上升、利润压缩三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形成了相互强化的负向循环：劳动力短缺推高用工成本，成本上升进一步压缩企业利润，利润下降导致企业没有足够资金投资于自动化和效率提升，效率无法提升又会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的局面，这种循环依靠单个企业的努力根本无法打破。大量承载着地方经济和就业重担的中小企业倒下之后，日本不少小镇和社区的空心化进程也会随之加速，原本遍布各地的社区服务网络、地方产业配套体系会逐步瓦解，这种缓慢而持续的社会影响，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逐步显现。

(编辑：徐松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