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π新闻 据极目新闻2026年09月24日报道，隐私权不能成为隐瞒传染病的挡箭牌，新规的调整并不是否定感染者隐私保护的重要性，而是厘清权责边界，规避不必要的伤害。法律禁止的是个人信息的公开泄露，而非对高危人群的风险告知。我们需要守住隐私保护红线、杜绝社会歧视，但也不能纵容恶意隐瞒，也只有让隐私权不再成为隐瞒传染风险的“挡箭牌”，才能更好地倡导消除歧视、平等关爱的社会理念，实现法理有边界，情理有温度。

隐私权的法定边界与公共利益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也是自然人享有的人格权。然而，任何权利的行使都不是绝对的，其行使的边界在于不得损害国家、集体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传染病防治领域，这一原则显得尤为重要。艾滋病等病原微生物具有显著传染性，其传播和扩散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当一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拒绝告知伴侣，且这种隐瞒存在导致对方被感染的风险时，其隐私权实际上已经逾越不损害他人利益的边界，成为潜在的健康隐患。此时，若仍机械地强调隐私的绝对性，无疑是对伴侣知情权、健康权乃至生命权的漠视。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特殊公共健康情境下，个人隐私权并非不可触碰的禁区，其行使必须在尊重他人权利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进行。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传染病患者有义务采取防护措施并告知相关人员，不得故意传播。《民法典》也规定，婚前隐瞒重大疾病，另一方有权请求撤销婚姻。简言之，刻意隐瞒重大传染病并造成对方感染的后果，可能需承担民事乃至刑事责任。

在日常职场场景中，即便单位出发点是保障全体员工健康安全，领导私自致电医院打探员工病情的行为，仍属于违法行为。法律对员工隐瞒传染病的责任、单位合规防疫流程有着明确界定，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法定传染病的员工负有如实告知、配合防疫的法定义务，刻意隐瞒需承担法律责任。但员工有如实告知的义务，不代表单位有私自打探的权力。单位若怀疑员工携带传染病，可直接与员工沟通核实健康情况；员工拒不配合的，可向属地疾控中心报备，由卫健部门凭法定文书调取诊疗信息，现行法律从未赋予单位领导私自联系医院调取病情的权限。

地方立法探索破解告知困境

重庆9月23日通过立法，明确规定艾滋病感染者必须主动告知配偶和性伴侣，如果本人拒不告知，医疗卫生机构有权代为告知，这条新规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这条新规的核心内容有两点，一是感染者主动告知配偶、性伴侣和准备结婚的对象，这是法定义务。二是如果感染者不说，医院有权代为告知，同时给医学指导。告知对象仅限于面临直接感染风险的密切接触者，不是把病情公开示众，个人隐私仍然受严格保护。

此前多地已经开展相关立法探索，从广西限定告知时限、授权机构兜底告知，到云南明确隐瞒追责、划定刑事边界，再到广东创新委托告知模式，地方立法一直在不断探索新机制，积累经验。全国人大代表也持续建言献策，呼吁国家层面完善告知与追责机制，扩大筛查场景、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多地的实践尝试，广泛的民意呼声，也反映出公众对全国层面修法，推动生命健康权保障的期待。

此前湖北一名妇产科主治医师曾陷入两难困境，有患者婚检查出艾滋病后要求医生保密，医生遵从患者意愿未告知其配偶，后续男方被感染后将医生投诉至停职。后续这名医生在另一次婚检场景中，主动将艾滋病阳性结果告知了男方，又被女方以侵犯隐私为由投诉，再次被停职。这种告知也是错、不告知也是错的荒唐局面，根源就在于此前法律只要求感染者自行履行告知义务，但没有任何强制力和配套后果，更没有给医院任何合法的代为告知渠道。重庆此次新规的出台，直接破解了这一困扰医疗行业多年的现实难题。

多维度构建完善配套保障机制

要彻底破解隐私权与公共健康权的平衡困境，关键在于从法律、伦理和社会认知层面，构建一套清晰、完善且具操作性的机制。首先要廓清法律边界，现行《传染病防治法》侧重于保护患者隐私，却在涉及特定传染病可能对他人造成直接、重大危害时，缺乏对医生告知义务的明确规定和豁免条款，应通过立法完善明确豁免规则，赋予医者在特定条件下突破保密义务的权利。这可以为医务人员提供法律依据，使其在两难境地中有所遵循。同时，应细化婚检制度中对传染病阳性感染者的告知、咨询和干预流程，确保在保护隐私的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传播风险。

其次要护航医者担当，医院和卫生行政部门应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伦理培训，使其深刻理解患者隐私权与公共健康权的辩证关系，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的伦理考量。更重要的是，应建立一套健全的医生职业风险保护机制。当医生在符合法律原则和伦理的情况下，为防止他人受害而采取告知行为时，能够获得法律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与保护，而非被推向风口浪尖，承担不应有的代价。这既是对医务人员辛勤付出的尊重，也是维护医疗行业健康发展的基础。

还要形成健康共识，此前湖北这名妇产科主治医师的遭遇，也暴露出一些公众对艾滋病等传染病的认知误区，以及对隐私权边界的模糊理解，需要通过持续的健康教育，破除对特定疾病的污名化，鼓励患者主动承担告知义务，引导公众把握好个人隐私与公共安全的平衡，形成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的社会共识。光有告知机制还不够，新规还细化了感染者的法定义务，联动流行病学调查、信息精准采集等配套措施，义务有监督、权利有救济、风险有防控，权益保护才不会沦为纸面文章。

根据《国内交通卫生检疫条例》明确规定，检疫传染病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检疫传染病病人和与其密切接触者隐瞒真实情况、逃避交通卫生检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或者铁路、交通、民用航空行政主管部门的卫生主管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拒绝接受查验和卫生处理的，给予警告，并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法治的进步始终紧跟民生诉求的脚步，保护隐私权和保护知情权、健康权，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法律本就应守护每个普通人的平安与尊重。重庆新规若能顺利落地、运行、产生实效，那就是为了全国的艾滋病防治法规优化提供了优质样本，也让公众更为期待，制度的善意能覆盖更多人群，让每个人的隐私都被尊重，每个生命都被善待。

(编辑：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