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π新闻 随着科技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新动能，中国科技企业“走出去”的步伐也在加速，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境外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遍布190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超过1740亿美元，对外投资存量连续9年保持世界前三。近年来，中国企业出海步伐不断加快，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强劲，其中科技企业的出海进程，已进入一个以创新驱动、价值创造和深度融入为鲜明特征的新纪元，出海的关键动能，已从过去依赖成本优势和价格策略，转向以技术创新、品牌塑造和产业链协同为重心的全球竞争力。但与此同时，海外市场的各类壁垒也日益凸显，出海进程中面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贸易规则重构、技术壁垒高筑等复杂外部环境，科技企业自身国际化能力、产业链协同等方面也存在诸多短板，多重挑战叠加之下，中国科技企业的高质量出海之路仍需跨越诸多现实障碍。

在28日下午举行的中外媒体财经沙龙上，来自学术和法律领域的嘉宾针对宏观经济走势、人工智能资本热潮以及中国科技企业出海挑战等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刚从英国考察回来的上海段和段律师事务所虹桥分所合伙人顾昭沁表示，数据合规要求正成为中国科技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重大瓶颈，这一趋势背后既有海外监管机构和消费者真实的安全和隐私担忧，也不能排除地缘政治驱动的贸易保护考虑。中国AI走向世界，竞争的不只是技术能力，更是以规则、透明和安全合规赢得全球信任的能力。海外监管机构对数据收集的“最小必要性”、存储本地化、模型训练数据的合法来源及责任归属提出了严苛要求，当中国企业出海进入深水区时，不能再把盈利当作首要考虑，企业要做好合规工作，摒弃“事后补救”惯性，在坚持合规前置的同时，也要注意全程留痕，为在国际规则框架内拿起法律武器进行合规抗辩与权益维护做准备。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高端智库资深专家徐明棋也表示，欧美单边贸易保护政策层出不穷，这给中国维持出口快速增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部分发达国家对华的货物贸易上已逐渐失去比较优势，若欧洲国家希望平衡双边贸易关系，应当主动扩大具有比较优势的服务出口，而非反向打压中国出口。当前，AI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集群性的科技突破尚未到来，距离AI广泛赋能传统产业并带动整体经济迈入新一轮增长高潮尚需时日，面对新旧动能交替期的结构性摩擦，在动能轮换的关键窗口期，保有财政盈余和政策调节空间，对于帮助市场主体和就业群体渡过阵痛期有重要作用。

在如何评估AI泡沫破裂风险的问题上，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管理研究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给出了三个具体观察指标：第一，科技大厂的资本开支增长是否可持续；第二，美联储利率政策等宏观环境变化对全球流动性的紧缩压力；第三，科技产业向头部高度集中所积聚的结构性风险。他同时强调，美债违约风险也是一大难以预测的变量。不过，泡沫本身也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相较于郁金香泡沫或房地产泡沫，科技泡沫或许是“最不坏”的一种，即便经历市场调整，但最终也会留下基础设施和技术遗产。

海关总署相关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5.3%，不少中国的科技企业把出海的第一站选在了新加坡，来自中国企业的科技产品也在悄然影响着新加坡居民的生活和当地的企业运作。例如来自中国企业的无人驾驶物流车，是新加坡第一家，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获得了公开道路牌照的无人驾驶物流车，中国科技企业已经和新加坡的多个行业展开合作，包括商超、电商、机场、邮政等。拿他们和新加坡最大连锁超市平价集团的合作为例，平价集团高级运输主管哈兰表示，采用无人驾驶物流车之后，他们的效率得到了提升，能够将司机调配到附加值更高的配送岗位上，此外，电动物流车还有助于推动低碳环保，据测算，每辆物流车每年可减少大约27吨的碳排放。中国某科技企业海外业务负责人周涛表示，得益于中国这样单一的全球最大市场，相关智能企业在中国过去的4年当中积累了海量的数据，使得他们的算法迭代速度要远远快于其他国家的公司。除了和企业合作，中企的科技产品还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比如一款可以实时翻译多种语言的智能眼镜，非常适配新加坡这种多文化、多语言交汇的地方，中国某科技制造企业首席运营官娄身强介绍，他们在新加坡的几个著名景点都做了很多实际测试和应用，得到最多的一个评价就是“令人惊叹”，智能眼镜能够这么快、这么准确，把外国游客的语言翻译成他们想要的语言。但出海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企业家们表示，他们还面临很多挑战，比如自动驾驶需要根据当地的交通法规不断调整算法，语音识别则需要根据不同的语言习惯做技术的升级，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企业家们依然坚信“go local”，也就是充分尊重当地的市场和文化，是让企业出海之路走得更稳、走得更远的制胜法宝。

当前，中国企业出海已不再仅仅局限于外贸订单扩张，而是逐步进入产品、产能、服务、品牌、资本、技术和组织能力共同走出去的新阶段。然而，从企业实践角度看，仍有相当一部分企业处于“产品已经走出去、组织能力和本地服务体系尚未充分走出去”的阶段，出口韧性较强，基础产品制造和快速响应优势明显，但海外渠道、品牌建设、国别研究、合规治理、融资结算、国际化人才、环境研判与预警能力仍显不足。此外，不同区域和行业的出海逻辑差异较大，东南亚、印度、欧洲、拉美、中东、非洲等市场在需求规模、制度环境、监管门槛、产业基础和本地化要求方面并不相同，一般制造、医疗器械、互联网平台和AI制药等行业也不能套用同一套出海路径。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企出海面临的约束具有复合性。一是国别制度与法律合规挑战，包括政策调整、治理环境变化、外资准入审核、税务规则执行、利润汇回安排、本地化要求和经营保障等。二是本地化经营挑战，特别是劳动用工、签证、合规审计、售后服务、知识产权和数据安全等方面，如果企业简单复制国内管理方式，则容易产生较高制度成本。很多企业对海外制度差异的认识和准备仍不充分，容易把国内运营习惯直接带到海外，在用工、税务、劳动关系和合规审计方面的合规和经营成本随之增加。而真正的全球化经营需要企业理解当地规则、尊重当地商业文化，并建立能够管理区域公司、当地团队、合作伙伴和监管关系的组织能力。虽然部分企业出口能力较强，但在海外融资、人民币跨境使用、美元结算、海外市场信息获取、国别环境研判和政策工具利用等方面仍较薄弱，一些企业主要依靠自身经验摸索海外客户，对驻外机构、商协会、专业服务机构和政策支持工具的使用不足。企业出海过程中还面临人才不足、融资困难、合规压力、海外经营保障和专业服务力量不足等问题，相关资源需要更好地实现市场化组织和政策协同。

围绕企业身份定位，与会专家形成的基本判断是，企业不应仅根据注册地或销售地理解国际化，而应看其是否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和本地化经营能力。真正的全球化企业不仅需要在海外销售产品，还要在当地培养团队、建设渠道、开展品牌运营，并根据需要形成研发、生产、供应链、销售和服务的跨区域配置。即便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具有较大规模的海外团队和海外收入，仍可能在管理层本地化、全球品牌认可和跨国组织能力等方面存在短板，中国企业若想真正成为跨国公司，需要在本地团队授权、全球客户服务、国际并购整合、产品生命周期管理和跨文化管理等方面持续完善。

2025年底，国内敏感行业清单进行了大规模扩容，算法出口、算力设施出海、数据处理机构境外投资等都列为“实质核准”范围，AI企业境外上市、跨境投资和技术许可出口都要纳入综合审查，而且穿透性极强，从形式资产到实质性能力的流动都会被评估。相关监管规则明确，硬科技出海，比如核心AI、算力、半导体、高端制造、生物识别等，要走国家核准和出口审批流程，国际产能合作不是甩掉国内资产跑路，而是带着标准、品牌和服务去全球建立大市场，纯商业应用外包，如果只是本地零售、服务、客服类AI应用外包部署，技术不敏感，没有数据出境问题，不受严厉限制。叫停相关不合规并购并非关上中国企业国际化的门，而是给出海划上了两条铁律——技术从哪里来，安全就由哪里管，企业可以走向世界，但不能拆掉发展的地基。

进入2026年，AI已由单纯的技术竞争焦点，演变为国际贸易摩擦与出口管制政策调整的重要领域。围绕先进算力、模型训练、核心算法以及相关技术的跨境流动，各主要法域监管持续收紧，AI企业的全球化布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合规挑战。在AI企业出海的征途中，出口管制已不再局限于交易落地前的附属性审查，而逐步成为影响企业研发分工、算力布局、交易结构和全球化路径的重要制度变量。美国围绕先进计算形成的监管框架，正持续向模型训练活动、云算力调用和供应链反规避等环节延伸；中国则在既有技术进出口管理与出口管制制度基础上，对技术跨境流动实施更为审慎的监管。从整体趋势看，监管重心正由单一物项管制，转向算力、模型、技术和交付链条的整体审视，AI企业的跨境研发、部署与交易安排，正在被纳入更严格的合规约束之中。

中国对AI技术跨境转移的监管，主要涉及两套并行但并不完全重合的规范体系：《对外贸易法》《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及《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项下的限制出口技术许可管理；《出口管制法》及其配套制度项下，对特定两用物项、技术及相关服务的出口管制制度。2025年以来，监管机构对AI核心技术的穿透式审查趋势愈发显著，不仅关注所有权的变更，更关注技术能力的实质性外移。根据2023年底修订并持续施行的《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多项与生成式AI密切相关的技术被列为“限制出口”类别，这意味着企业在向境外提供相关限制出口的技术或服务时，必须事先取得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的许可。在AI企业出海实践中，最令从业者困惑的往往是：如果不涉及源代码的物理移交，仅仅是境外授权或团队外迁，是否构成“技术出口”？监管机关在判断相关安排是否构成技术出口时，已逐步从单纯关注技术载体的物理出境，转向更加关注技术能力是否发生实质性跨境转移，监管重点在于是否发生了受规制的“技术转移”。核心团队整体外迁，如境内研发团队整体迁往境外，并在迁移过程中伴随境内形成的核心算法、训练框架或相关技术资料被境外主体实际取得、持续使用或控制，则相关安排存在被认定构成技术跨境转移或技术出口的风险；跨境授权与模型部署，将境内训练的基础模型权重、算法模块、训练框架或其他相关技术资料授权或提供给境外主体使用，或在境外服务器上部署涉及限制出口技术的推理引擎，且在该等部署过程中向境外主体提供相关核心技术支持，同样容易触发合规红线。

不少深耕国内多年的科技企业，靠着极致供应链、高效产能、快速迭代的打法站稳脚跟，带着满满的底气冲向海外，坚信只要产品够硬、价格够优，就能拿下全球市场，然而现实中却往往遭遇各类此前未曾预料的障碍。不懂当地税务双轨合规，利润被层层税费吞噬；忽视数据跨境、隐私保护规则，动辄面临百万级罚款；照搬国内管理模式，不了解本地劳工制度与文化习惯，导致团队流失。更关键的是，世界经济、国际政治的底层逻辑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出海企业面临多重现实困境，一是合规暗礁，地缘政治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知识产权狙击、数据合规红线、劳工环保监管，每一项都是悬在企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二是水土不服，用中国速度对标海外节奏，用国内管理逻辑治理本地团队，用本土营销思维对接海外用户，从组织、人才、文化到渠道全面脱节；三是战略错位，多数企业出海只盯“卖货赚利”，一味打价格内卷，没有品牌话语权、没有本地化深耕、没有长期生态布局。

技术出海，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的选择，但出海并非坦途，标准认证、合规适配、本地化服务、知识产权保护，每一道都是需要跨越的门槛。技术硬实力是中国科技企业出海的敲门砖，但真正决定能否跨过国际门槛、行稳致远的，往往是合规信任链的完整度。CBAM碳关税核算填报、ESG鉴证、低碳认证、可持续信息披露等，已不再是附加题，而是新贸易规则下的必答题。相关企业面向海外特定市场，围绕欧盟认证、本地测试和新能源接入需求开展技术适配，推动绿色能源技术从产品出口向标准引领升级，这类案例的共同点是，技术出海不是简单的产品输出，而是“技术+标准+服务+生态”的系统输出。

自2024年起，对于许多企业来说，出海已经成为“必选项”，护航企业全球布局，需要跨境金融不断提升服务效能，需要政策鼓励与交流合作以创造更好的出海生态。从宏观层面看，贸易保护主义已从局部政策演变为系统性风险，高额关税与反倾销措施不仅扭曲市场供需，还引发全球产业链震荡与通胀压力。美元霸权地位受挑战，美联储政策波动与地缘政治干预交织，导致全球货币格局动荡。国际商业规则、技术革命的迅速迭代，也可能成为企业走出去的掣肘。下一阶段，相关政策支持应从一般性鼓励转向专业化、国别化、平台化和可操作化，重点完善国别环境研判、海外综合服务、跨境融资和结算、专业展会支持、国际化人才培养、数据与知识产权合规指引、重点行业监管沟通等机制，帮助企业从分散探索转向长期、合规和高质量的全球化经营。

(编辑：吴淑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