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永年

在今天讨论中国科技发展的语境中，人们往往容易陷入过度的技术乐观主义或者是技术悲观主义——将外部约束视为不可跨越的结构性障碍，从而低估制度韧性与组织能力的作用。

方兴东教授的大作《昇腾崛起》的意义恰恰在于跳出了这两种简单化叙事，而试图从国家能力、技术体系与全球结构重组的交叉点，重新理解中国科技在外部压力下的演化路径。

算法即秩序

如果说过去30多年全球化的技术分工是建立在效率最大化与市场扩张逻辑之上的“开放体系”，那么近年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全球地缘格局深度调整，围绕芯片、算力、操作系统与AI基础设施所展开的国家间的竞争，则标志着全球技术体系正在从“经济逻辑主导”转向“安全逻辑主导”。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技术不再只是生产要素的优化工具，而逐渐演变为国家间结构性权力的一部分，甚至是主体部分。算力即权力，算法即秩序，平台即治理——类似的变化正在重塑国家之间的竞争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看，《昇腾崛起》所讨论的，并不仅仅是一家企业或一个技术路线的问题，而是中国如何构建一种新的“技术生存结构”。迄今看来，这种结构至少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是基础硬件体系的自主可控能力；第二是围绕开发者生态与应用场景的系统组织能力；第三是将技术能力转化为产业标准与规则制定能力的制度能力。缺乏其中任何一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自主创新”都可能停留在局部突破阶段，而无法形成体系优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球技术体系高度集中化的今天，尤其是在图形处理器（GPU）、AI训练框架与云计算基础设施越来越被极少数企业高度垄断的背景下，后发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已经不再是单点技术突破，而是整个技术栈的结构性依附问题。这种依附不仅体现在硬件层面，还体现在软件生态、开发者习惯以及标准接口之中。因此，真正的技术自主，从来不是“有没有芯片”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是否拥有定义技术路径的能力”。

《昇腾崛起》一书所呈现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在于它反映了一种典型的中国式产业组织逻辑：在国家战略引导与市场机制之间，通过平台化方式实现资源快速聚合与迭代优化。这种模式既不同于完全市场化的硅谷路径，也不同于计划经济的集中配置，而是一种“嵌入式国家能力”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企业既是市场主体，也是国家技术体系的节点，这种双重身份构成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独特动能。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和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统筹协同、聚力攻坚的发展路径，在提升突破效率的同时，也对创新体系的长期多样性提出了挑战。一个高度目标导向的技术体系，往往擅长解决“已知问题”，但在面对“未知问题”时，其探索能力是否足够开放、多元与容错，仍然是一个需要持续观察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中国科技体系未来的关键，不仅在于“能否突破”，更在于“如何持续产生突破”。

技术竞争残酷性的另一面，就是制度创新的可能性

今天，从全球视角来看，技术体系的分化正在加速形成不同的“数字主权空间”。美国强调以企业创新为核心的技术扩散模式，欧洲强调以规则治理为核心的技术约束模式，而中国则更强调以系统能力与产业链完整性为基础的整体推进模式。尽管这三种路径的形成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与制度结构下的不同演化结果，但这三种路径对各自的技术进步正在产生深刻而深远的影响。三种路径各自具有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未来的发展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突破各自的“路径依赖”，充分吸取其他路径的优势。可以预见，未来竞争力的关键并非仅仅在于把各自的优势最大化，而在于能否保持一种“多元、开放和包容”的技术生态。

在这种背景下，《昇腾崛起》所讨论的，实际上已经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中国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技术现代化路径？这种路径是否具有可持续性？这种路径能否在未来更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韧性？所有这些问题都无法通过单一技术指标来回答，而必须放在国家能力、产业体系与国际结构互动的框架中加以理解。

因此，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某种技术乐观的结论，而在于提供一种理解中国科技发展的分析框架：它既承认外部约束的现实性，也强调内部组织能力的关键性；既看到技术竞争的残酷性，也看到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是关于技术的讨论，更是关于国家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重建确定性的讨论。

如果说未来10年全球竞争的核心变量之一是“算力结构”，那么真正决定胜负的，可能并不是单一技术节点的领先，而是一个国家能否在长期博弈中持续统筹技术、资本与制度三者协同的能力。《昇腾崛起》所揭示的，正是这种“系统性能力竞争”的现实起点。